陈进武

从文学代际来说，莫言、贾平凹、范小青、毕飞宇、胡学文等“50后”“60后”作家多写乡土之变或历史之思，而徐则臣、盛可以、鲁敏、葛亮等“70后”作家注重个人体验和自我言说，这表明每一代人都有特殊的成长体验和历史经验，而每一代人也都有独有的审美风貌。有趣的是，当“70后”作家被命名为“后新生代”时，学界意在对这一代作家身处改革开放时代的位置进行精神体认，是在总体性视野下对其写作方式、写作主题的整体认知，也是对以十年为一个代际的言说框架的重新定义。但从根本上来讲，“后新生代”之“后”，更是与“70后”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集中出场的时间拉开一定距离后的代际经验总结。由此，如果从“后”的视野观照的话，与“70后”几乎同时进入文坛的“8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面貌也会逐渐清晰。作为21世纪文学的同构力量，“80后”作家对所处时代的观察，对历史的忧思，对现实的焦虑和对人性的体察等，都强烈地带有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以来二十余年的文学观念和代际经验的叠加。

自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集体出场，“80后”小说家在分化和转型中走向成熟，并在青春主题、城乡叙事、现实书写等方面有度开拓，建构了彰显代际经验的审美世界。尽管学界认为“80后”小说“很少看到历史的运作和社会的变动”[1]，但作为在市场经济中成长的高度历史性的第一代，“80后”愈发显出这代人独特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体认。显然，他们擅长以二十世纪十年代为核心串联起抗战、改革开放、计划生育等重大历史，形成了大历史与小历史交融互补的历史叙事，实现了在稳定而庞大的现实主义框架上的突破。因此，有必要从“80后”小说家历史意识的生成出发，考察“80后”小说由“个人史”到“年代史”的叙事转向，从而重估“80后”小说历史叙事的代际经验。

一、“传递”历史： “80后”小说家的历史体认及历史意识

通常来说，历史是对过去事件和历史事实的再现，但如克罗齐提醒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真实性又受制于当下时代背景、社会思想和话语权力。这也决定了文学叙事中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对历史的想象重构。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叙述者的立场与趣味不同，不同国别的作家都面临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而不同时期的历史叙事也因观测点不同，形成相异的历史视野与文学史观。对于中国文学而言，初起时就有双重起源，即“抒情传统”和“史传传统”。尤其是，“史传传统”奠定了传统中国文章的根基，也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础。[2]由此，作为富有历史感的“50后”“60后”作家自觉赓续民族史诗的叙事传统，书写反映20世纪社会变革的民族国家历史，但又在新历史主义影响下，“希冀在家族史、民间秘史、乡村野史的隐秘缝隙中窥探到历史的”[3]。作为历史后来者的“70后”作家并未一味迎合前辈作家确立的历史叙事范式，而是从对自我和个体的呈现，走向“对民族国家文化与历史之根的追寻以及对传承与新生的书写”[4]。可以说，向历史深处探寻的“国族史”，既是作家的文学创作从起步到成熟的必然结果，也是确立作家文学地位的重要评价标准。

按照“十年世代”的划分标准，“80后”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五代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在市场下成长的第一代，“80后”无疑是自我矛盾的，一面遭遇社会裂变，被时代裹挟；一面又自认缺少历史记忆，深感“时代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时代”[5]。对此，有研究者指出，“80后”经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改革、深圳的崛起、“非典”疫情、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具有重大标识性的历史事件，但这代人于时代纠葛中显出“历史存在感的缺席”[6]。其实，学界之所以有对“80后”历史感缺失的判断，既有“80后”小说家在青年亚文化和青春类型上过于凸显，而在历史经验上并不占主导的原因，又与主流批评的思维惯性以及对历史理解的偏颇有关。显然，“80后”小说家浮出历史地表，可回溯到1997年许佳的长篇小说《我爱阳光》入选“布老虎”丛书。但社会各界对“80后”的关注，则是在1999年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举办之后。其中，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张怡微、蒋峰、霍艳、林培源、颜歌等“新概念”培养的作家一跃成为“80后”写作的领军者。一方面，出版市场对“80后”给予极大关注和热情推介；另一方面，他们将“青春文学”“校园文学”提升为成熟的文学类型。由此，“80后”小说家的创作在通常认定上是提供了一种贴合自我经验的“非历史化”的现实情境和时代表征。

《80后，怎么办？》

杨庆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事实上，“80后”小说家这一代人本身是多元的，也经历了艰难跋涉与转型蜕变。经历2000年至2003年的萌芽期、2003年至2006年的爆发期，2007年以后则进入分化期，“80后”写作“大紫大红”的现象级事件难再复制，其出版逐渐回归平淡。也是这一年，凭借“新概念”集体出场的“80后”小说家自形成时就隐含的分化逐渐明晰，以韩寒为代表的亚文化写作、郭敬明为代表的时尚化写作和张悦然等为代表的纯文学写作，显出“80后”小说家的分化和转型。当“偶像”的光环消散后，“新概念”作家群似乎集体陷入“出道即巅峰，巅峰即溃散”的境地。在写作困境难突破、大众文学路子受挫和网络文学围攻下，郭敬明在商品化道路一路滑行，走向更彻底的商业化写作。尤其是，张悦然、笛安、林培源、张怡微、李傻傻、小饭等打破“青春文学”的类型限定，积极加入中国作协，向主流文学靠拢，回归传统写作。与此同时，南派三叔、流潋紫、唐家三少、辛夷坞等网络作家的跨界书写给纯文学提供了新质。而以传统期刊为主阵地的马金莲、包倬、甫跃辉、孙频、双雪涛、王威廉、蔡东、郑小驴等在艺术上逐渐走向成熟，呈现超越性的因素和新的审美特点。从文学传统来看，如今被视为经典的作家基本都是借助传统文学期刊进入文坛的。因此，抢占传统文学刊物阵地，通过拓展个人生活经验进行创作，抒发对时代、社会和生活的个性见解，追求作品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等，成为“80后”小说家的转型方向。

就这一代作家的历史体认而言，最早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出场的“80后”小说家是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和消费性的写作群体，深陷由《萌芽》杂志、“萌芽书系”、萌芽网站和大中学校共同组成的“萌芽”产业链，确实并未自觉地建构自己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正如郭敬明在《爱与痛的边缘》中强调的：“青春是道明媚的忧伤”，而“我就是那个孩子”站在旷野上“像这片旷野一样敞开了自己充满疼痛与欢乐的成长”。[7]而在《小时代1.0》中，他在青春世界遭遇成人世界的溃败后仍试图构筑青春乌托邦：“大家一起活活埋葬在水晶般闪耀的冰块里，千年万年，青春常驻，永垂不朽。”[8]当将“青春”与“孩子”绑定并反复提及时，郭敬明似乎有意以孩子姿态表达对成人的抗拒，也传达出对青春的沉迷与对历史的拒绝。不过，在郭敬明拒绝历史责任时，更多作为学生和青少年的“新概念”作家只能通过自我经验来传达对生存世界的认知，同样未建立起自我与历史的有效关联。如张怡微自认：“我不介意被称做‘萌芽的孩子’或者‘新概念的孩子’”，而她记录的是“那些并不完美的成长，赤裸裸疼痛的日子”。[9]金瑞峰直言：“我一直把写作视为发掘内心的一种方式，一种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别人和理解世界的方式，通过写作可以更好地走近自己。”[10]可见，当时为校园和青春主体的“80后”小说家，更擅长以青少年的思维和视角来记录青春成长和现代性矛盾，尤喜欢以主观取代客观的方式，彰显出个体感受和同代人经验。

在确定性可疑而不确定性凸显的情势下，“80后”小说家也会因所处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自身年龄的增长和历史认知的增强，适时顺势地调整自我意识、重构写作资源和重新寻找历史位置。2007年，在这个“80后”作家分化的关键时间点，以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为代表的网络类型小说横空出世，抢占了传统出版市场份额。这年1月，《盗墓笔记》系列第一本《盗墓笔记：七星鲁王宫》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首月销量就突破了60万册。是年4月和11月，《盗墓笔记2：秦岭神树》《盗墓笔记3：云顶天宫》仍由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同年，流潋紫《后宫·甄嬛传》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唐家三少《光之子》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辛夷坞《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等。诚然，“80后”网络作家从网络写作转向传统出版，不仅带来了文学类型的拓展和写作技法的创新，而且还呈现出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拼贴、解构、断裂、碎片化等特点的历史叙述与想象。如果说“80后”网络作家在网络新媒体平台和传统出版市场占有度上双重出击，具有一种主动的意味，那么“新概念”作家的内部分化则是一种谋求转型的被动行为。其中，张悦然是较早相对自觉地重塑这一代人历史体认的作家。谈到转型之作《茧》时，她表示，“80后”一代人，“晚熟也总会成熟，迟一些出发也终将抵达”，而“像我这样一个‘耽于幻想’的人，都能去面对现实和历史，可以想象，与我同代的那些优秀的写作者，一定对历史和现实有更深刻的思考和更独到的见解”。[11]从张悦然的省思可见，经历分化后的“新概念”作家已经从“个人生活”拥抱“现实生活”“历史生活”，更向当下文坛提供了一份具有个人化色彩和自我心灵信息的历史表达。

从“新世纪”到“新时代”的历史转变中，在众声喧哗中通过传统文学期刊登场的“80后”小说家走向了更为深远的历史和现实，展示了“80后”小说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谈到历史和历史写作，郑小驴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细节、瞬间和人构成的”，而“细节”“瞬间”等具体所指如同“历史之光必须打在具体的人物或事物身上，才能形成阴影”。[12]对于“80后”这代人而言，“在一个有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家，历史之‘重’不应该被刻意‘轻’化。作为写作者体验这种痛苦并将其准确表达出来，不仅仅是叙述的野心，也是其职责所在”[13]。而双雪涛也强调：“想写一部好的小说，写出我们这代人有过的苦难，而苦难无法测量，上一辈和这一辈，苦难的方式不同，但是不能说谁的更有分量，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14]在此，他们都希冀打破“已成定论的假象”，试图重构个体与历史的对话的主体意识，更是明确传达出书写历史是这一代人的责任所在。

《非写不可 ：20 小说家访谈录》

走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由此可见，赓续文学传统的“80后”小说家并未一味回避历史和虚无历史，而是早已介入了社会，参与了时代，创造了历史，从青春到成年的过程中，逐步明晰了新一代人的历史体认与历史意识。自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国家实施“计划生育”、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全球化的扩张步伐加速、互联网的迅疾发展等，“80后”在历史意识、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显出这一代人对世界的重新理解和建构。如果说“50后”“60后”乃至“70后”作家是在从“去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的探索中将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等文类的文学经验加以转化，那么“80后”小说家则普遍抱着一种凸显个人意识与历史想象的文学姿态，更主动地接纳新历史主义“传递” [15]历史的文学经验。具体而言，“80后”小说家拒绝宏大历史叙事，也不刻意勾勒“民族史”“国家史”，而是看重历史重大转折与个人成长、家族命运的互动，实现年代的重塑与历史的重构，从而完成对一代人生命情态的价值追寻。

二、从“个人史”到“年代史”：“80后”小说家的历史叙事建构

回到“80后”小说家出场的时代语境，“80后”这一代人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终结、1990年代的市场化起步中开始小说写作的。在陈晓明看来，中国小说叙事植根于历史进程，尤其在现代性观念推动下的“历史化”创造了中国文学的特殊经验。在经历意识形态的“历史化”后，1990年代出现了“去历史化”的状况，但遭遇“虚无”的窘境后，作家又表现出“再历史化”的强烈愿望。正是在“历史化”与“去历史化”的纠缠结构中，作为写作主体的作家“表现出解脱与反思的双重姿态，并努力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两难语境中寻找出路”[16]。从代际来看，“60后”“70后”作家重新走出一条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的写作之路，由此“让小说创作摆脱过分理念化的困境，让个体经验得以在文字中复活”[17]。那么，“80后”小说家又是如何处理个人经验和历史时代的关系？面对社会文化的裂变和时代的奔涌不息，“80后”小说家开启了“后”时代的历史想象，注重文本实验与叙事多样，呈现从“个人史”到“年代史”的历史叙事建构，在时代的大历史和个人的小历史中追寻属于这代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一种想象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范式。这种由“大”“小”历史互补形成的历史叙事，更真切地洞察了历史，使历史书写有了宽广的叙事空间。可以说，“80后”小说家寻找到相契的叙事伦理，提供了在坚守写实和自我突围中探寻历史的可能性，也构成了中国文学在21世纪发展流变的重要面向。

对于“80后”小说家而言，如果以印象式的主观体验与个人感受出发，断定这一代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历史认知，不说偏激和武断，但至少也是刻板的。从文学影响力来说，目前“80后”小说家确实没有创作出如同莫言、贾平凹、格非、苏童、徐则臣、鲁敏等“50后”“60后”“70后”前辈作家那样引起轰动的历史小说，但他们深受网络新媒体、市场经济、消费社会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确立起“具有强烈的年龄特征”且“高度个人化或个性化”[18]的审美主体，讲述着属于自我的“青春疼痛”，这也是这一代人最突出的写作印记。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当我们过度强调个人化和个性化时，必然会忽视这代人对前辈作家或文学传统赓续的一面，而强调“非历史化”时，也会忽视其历史化的一面。实际上，在相对稳定与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不论是有意追求还是无意为之，“80后”小说家在创造青春文学、校园文学和玄幻小说等写作“奇观”时，逐渐同步展现出这代人依然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事实，“个人的体验与命运，终究和具体的历史情境相关”[19]。这也是与“80后”高度典型的青春写作并不相悖的客观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80后”小说家的青春文学必然带着一代人青春成长的历史。以“青春”为出发点，不论是刘同的“谁的青春不迷茫”，或蒋峰的青春“恋爱宝典”，还是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都在凝聚起“80后”这一代人高度个人化色彩的青春力量，也重回这代人青春成长的历史现场。或许正如刘卫东描述的那样：“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它的‘进行时的心灵史’。它可以是虚拟的，虚拟不等于‘不真实’，它是进行中的，未完成的。”[20]正是从“进行时”的状态来看，出道较早的郭敬明（《幻城》）、张悦然（《樱桃之远》）、笛安（《广陵》）、颜歌（《关河》）、王小天（《红香》）、张怡微（《试验》）等从自我经验出发，试图在历史与当下、真实与幻想、现实与记忆之间，建构起跨越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想象。同时，“80后”小说家也逐步关注到个人历史和家族历史的关键时刻，以亲历者与讲述者的双重身份，重述作为“情感共同体”的“80后”的青春成长史与家族命运史。如张悦然《水仙已乘鲤鱼去》、郑小驴《西洲曲》、周嘉宁《密林中》《荒芜城》、张怡微《细民盛宴》、双雪涛的《聋哑时代》、颜歌《我们家》、且东《香蕉林密室》、霍艳《失败者之歌》等，他们不只是书写叛逆、疼痛和残酷的青春景观，而且涉及“计划生育”、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转型等历史元素，由此建构起青春生活和家族往事互动的个人简史。

显然，“80 后”小说家的历史意识并未悬空和虚无，其所构筑的“个人史”实现了“真正的个体自觉意识，并以多种形态和面目呈现出一个时代个人化经验的驳杂、丰富和多样性”[21]。然而，随着“80后”青春写作群体的内部分化以及传统作家的崛起，更大群体范围的“80后”小说家在知识与思维、伦理与情感等方面进入重新整合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从“个人史”走向“年代史”的多声部表达。相比之下，以“年代”连通“历史”，既为“80后”小说家提供了历史叙事的资源，更是在重构历史中显出这代人对历史理解的深度与广度。谈到小说集《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的写作初衷，马金莲坦言：“收入其中的七篇作品，六篇是近作，《窑年记事》稍微早一点。其中四篇出现了具体的年代，这源于从2014年开始的一个计划，当时在鲁院学习，想写一个系列。以年代为标题，把年份镶嵌进去，便是属于自己的年份书。”[22]需要承认，“年份书”或“年代史”的历史侧影呈现，是“80后”小说家历史叙事的重要路径。就马金莲而言，《1985年的干粮》《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1992年的春乏》等，引领读者走进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历史岁月。不难发现，这二十年恰好是“80后”小说“年代史”书写最集中的“黄金”时期。更多作品如笛安《景恒街》、李晁《米乐的1986》、班宇《冬泳》、双雪涛《天吾手记》、陈再见《六歌》、林森《关关雎鸠》、叶临之《一九九六年的信使》等，都将二十世纪十年代引向了更广阔的文学领域，既呈现了“80后”小说历史叙事的主体基调，又凸显了极具年代感与时代性的历史意识。

《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

马金莲

花城出版社

2016

正如“80后”作家肖水所说，“80后”这个群落“是中文写作的承前启后者”，如果“他们不能深入一代人的生活，记录那代人的灵魂和精神细节，而仅仅是模仿和复制前人或者外国作家的东西，无疑是很可悲的事情”。[23]如今看来，和那些前辈作家一样，“80后”小说家并未陷入画地为牢的“可悲”境地，而是逐步自觉地回到历史的深处，由此观照自我和理解现实。在本雅明看来，“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24]。无疑，捕捉当代史或现代史的历史记忆，直面沉重历史，是“80后”小说家的必由之路。当“80后”小说家捕获历史记忆时，实则拓宽了“年份书”的历史视野，正视和直面历史之“重”。如张悦然《茧》、郑小驴《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1966年的一盏马灯》《舅舅消失的黄昏1968》、曹永《无主之地》、陈崇正《香蕉林密室》、王威廉《父亲的报复》、熊理博《归山图》、甫跃辉《锦上》、孙频《截岔往事》等，不仅关涉这一代人并未亲身经历的抗战、“土改”“反右”“”等历史时期，而且还对“计划生育”、市场经济、政治改革、城乡断裂、身份认同、生存焦虑等问题进行探寻，体现出一种观照历史年代的自觉意识，折射出通过历史想象与自我重塑的代际心态。

当“80后”进入从“个人史”到“年代史”的历史转向时，在根本上是在“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全局性大历史与“个人性的、地方性的”“日常的、生活经历的”[25]局部性小历史之间的自我追认与历史确证，这也隐含着“80后”小说家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忆与心路历程。自1990年代以来，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语境下，以大历史为主体的宏大叙事神话受到质疑与挑战，而以日常化、生活化和个人化为主体的新历史叙事日渐成为写作潮流。对于“80后”小说家来说，这一代人毕竟仍是在“60后”“70后”作家的影响下写作的。因此，他们在主观上将大历史作为其历史叙事的客观资源，义无反顾地投向个人性的小历史以期在个人史、家族史、民间史中探寻历史，从而重新理解自我与历史的关系。无可否认，“80后”小说家已然通过理性审思与艺术想象勾画了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也展现出自身对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叙述能力。

三、“向上回游”与“眼光向下”：通往历史的“80后”代际经验

在当下而言，不论哪一代人的历史，无疑都是由多重历史所构成的，并在既有约定俗成的叙事样式中不断地自我解构、重构和确证。作为过程和结果的统一，“80后”的自我确证是“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际人到衔接者, 从沿承与更新之间的徘徊者到接力人”[26]。这也意味着，“80后”小说家历史意识的获得和历史观念的形成，固有其自身历史和文化知识的积累，却也少不了不同代际的公众记忆和共同经验，当然也有这代人的个人记忆与代际经验。显然，他们的这种“记忆”和“经验”来源于祖辈、父辈和个体的历史体验，同时又有其对历史材料的整合和个人历史现场的体悟。一方面，“80后”小说家对前辈作家（或者祖辈、父辈）似乎也存在一种难于逾越的“影响的焦虑”，这主要源于“80后”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一定程度上是他者经验的转化。也就是说，以“向上回游”的方式面向祖辈、父辈等汲取历史经验，以及回溯“80后”这一代人的成长历程，是“80后”小说家历史书写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他们关注普通民众尤其是同代人的日常生活，以“眼光向下”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拓展了历史叙事的空间。当然，“80后”小说家并非回到宏大的历史现场，而是回撤到历史深处的日常生活图景和普通人物的命运沉浮，形成了这一代作家具有辨识度的审美维度。

关于“80后”小说家的历史叙事，作为同代人的项静借用奥尔的“共同的人世生活”[27]来概括这代人的共同经验和历史来源。至于其历史叙事的范畴，她指出：“于我们最为切近，在文学和现实中都没有得到充足阐释的现当代史，比如晚清、共和国（从1949年至1980年代，198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等历史阶段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依然是我们的叙事动力。”[28]对于侧重书写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判断，的确是契合“80后”小说家深入历史和现实的客观事实。不过，我们所见到的“80后”小说家对历史的叙述，既有这代人作为记忆的历史，也有作为经历的历史，还有作为想象的历史。其中，作为记忆的历史，表现在“80后”对“计划生育”历史认知上。无疑，对“80后”这代人影响最深的就是“计划生育”。而“80后”小说家则主动调动起个人记忆，记录了“不可能回避”的历史。诚如郑小驴谈道：“那时期创作的长篇《西洲曲》，主要写了‘80后’这代人对计划生育的主观意识和感受”，而“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一种更为直接的视角，同时也有更多的在场感”。[29]从小说内容看，《西洲曲》以“计划生育”作为“80后”的成长背景和历史载体，通过内心孤僻且敏感多疑的小男孩“我”（即“水壶”）的视角，讲述了石门和青花滩地区因为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而引发的伤痛和复仇故事。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郑小驴有意识地触碰“80后”的集体记忆，从少年“我”的视角，直面历史现实，在个体认知中揭露了“计划生育”铁律下所潜藏的历史暗流。

《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

[德]埃里希·奥尔

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

商务印书馆

2014

作为经历的历史，是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段的历史审视与建构。如前所述，二十世纪十年代是“80后”小说家最集中建构的历史时段。他们对出生的1980年代和成长的1990年代，在印象和体验上都是深刻的，呈现出生逢其时和艰难生存的微妙对照。叶临之《春风之歌》《一次离别》《鲣鱼》《青苔小姐》《一九九六年的信使》《归衣》《钱小略传奇》等，将读者卷进处在繁华都市与封闭乡村间的二十世纪十年代的城镇生活。如工人集体下岗潮、小镇溜冰场、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柳生、片《堕落天使》、电影《小山回家》、歌曲《忘记她》等，带有浓厚的二十世纪十年代小城镇印记。双雪涛《聋哑时代》开篇就确定了东北的地域空间，明确指向1997年和1998年东北国企改制、工人下岗的历史时间。在双雪涛笔下，棚户区的破败灰暗、残破的筒子楼与高耸的摩天大楼、混乱的生存面貌、下岗潮影响下的工人命运、焦头烂额的求生糊口等，构成1990年代东北老工业区及工人们的风貌。《平原上的摩西》中，1995年的“平原”牌香烟指向的也是国企改制的历史背景；《杨广义》中1996年冬天引发厂里“骚动”的，是杨广义让人给捅了一刀，这个时间节点正是下岗高潮到来的前夜。可见，作家依托各自的历史经验和人生经历对历史现实作出回应，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体与时代、历史的和解。

作为想象的历史，体现为以历史为背景的新历史写作奇想。面对新历史主义思潮，“80后”并未采取回避的态度，但又不着意“解构”，也未倾心于阐发历史的文化性，而是在处理文学和历史关系、探寻人性之真假善恶等方面实现了历史建构。在早期的历史写作中，郑小驴、马金莲、李晁等“80后”小说家选用以年代或年份作为历史叙事的重要方式，以铭刻芜杂的民间历史记忆。比如郑小驴的《1921年的童谣》《一九四五年的长河》《1966年的一盏马灯》《舅舅消失的黄昏1968》《等待掘井人》《秋天的杀戮》等，“以年份作为小说名称既有致敬经典之意，也在跟经典构成的互文关系中展开一张意义阐释网”[30]。其后，张悦然的《茧》表现出从《誓鸟》《水仙已乘鲤鱼去》的无归属的零余个体的孤独体验到接触历史、返归历史的意图。小说以程恭祖父遇害为中心事件，一方面通过程恭对“”找寻的过程，叙述了祖父遇害、调查、旁人猜测、父亲性格转变等；另一方面又通过李佳栖的视角，叙述了祖父李冀生实施谋杀、父亲李牧原与汪露寒的少年恋情等，对“”和1980年代作了历史追溯与现场再现。此外，郑小驴《去洞庭》用“洞庭”贯穿故事的始终，走向更深远的历史领地；马金莲的长篇小说《孤独树》、小说集《化骨绵掌》《白衣秀士》折射出时代变迁中人性的坚守和呼唤，探索了回族当下和历史的隐微之处。李晁的小说《朝南朝北》《步履不停》到《母与蛇》《集美饭店》等，则自觉连通个体与时代，赋予个体生存以历史刻度，抵达了叙事的现实指涉和精神纵深。

其实，不论是记忆、经历还是想象，“向上回游”是“80后”小说家直面历史、对话历史的关键路径。双雪涛谈到“向上回游”的经验是：“就我自己的写作来说，有一个向上回游的过程。可能最开始是抒发自己，从阅读里，从人生经验里，去观望自己，但是从最近开始，我对父辈的东西有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在父母亲和岳父的不同命运轨迹里，“我想了很多东西，这可能也是这个小说的，某一个方面的源头”。[31]可以说，“向上回游”是理解双雪涛的历史叙事的关键词，也是“80后”历史建构的重要路径。正如《茧》涉及“在场”和“不在场”两种历史，分别依托前辈历史记忆和自我个人记忆。在张悦然看来，如此是为了“必须记录下他们怎样去探知”，她最关心李佳栖和程恭两个人物，因为“作为受害者和者的后代，他们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起去面对祖辈、父辈的恩怨，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勇敢、坦诚面对历史的方式”。[32]关于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意识到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指出的：“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33]，而“个体记忆仍然是群体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它与我们得自社会环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34]。既然“个人记忆”只能定位在“群体记忆”或“公众记忆”中，那么“80后”小说家如何摆脱“群体记忆”的限定，形成具体个人经验认知的历史之思呢？对此，陈崇正给出的答案是：不论是何种历史、何种记忆，并不囿于概念理解，都是“切入当下的一个缺口而已”[35]。因此，他的《半步村叙事》中钱小门的复仇无法改变凝固的旧秩序；《夏雨斋》中“我”通过重读外曾祖父留下来的日记，发现了两层洋楼“夏雨斋”产权不清的历史根源；而《秋风斩》中许辉的母亲在精神失常之后莫名地“守旧”，揭示了历史遗留下的时代精神难题。诚然，这些历史叙事既承载着一定意义的“群体记忆”，也凸显了个人记忆，并借助个人记忆和个体认知，重新凝聚或延续了“群体记忆”。

《论集体记忆》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

毕然、郭金华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在“向上回游”的探索过程中，“80后”小说家始终是“眼光向下”的，关注着普通民众特别是同代人的生存状态。正如毕亮所说的：“我更关心个体，变革时代、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精神困境，选择与放弃，得意与失意；以小说文本替代符号化的认知，让更多人了解，深圳曾经有一批墙角下的生命，他们的抗争与抉择，他们的动荡与心安，我们的希望与绝望……这是我理解的文学对个体、对生命的尊重。”[36]由此可以说，“80后”小说家并不只是关注时代的大问题，更关注个人的小问题，既写“历史的运作和社会的变动”，又写“‘大叙事’的历史”和“‘小叙事’的命运”。[37]比如，郑小驴《鬼节》《不存在的婴儿》《西洲曲》等对“计划生育”创伤记忆的书写，并没有将暴力和伤害归因于本身，而是指向具体施暴的个人，在心灵和肉体的双重创痛中揭示了特殊历史时代中乡村社会的人际冲突、精神失范和历史悲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80后”小说家都不约而同唱响了一曲“失败者之歌”。如霍艳《失败者之歌》中中年富商及其妻子、学音乐的小女孩等都是人生的失败者，尽显焦虑感、失重感和疏离感。王海雪《失败者之歌》中给人算了一辈子命的张瞎子、颇有风姿的琼剧演员屏风，都是北中街的“失败者”，生活孤寂、痛苦挣扎、颓废虚无，却无法在喧嚣的小镇寻找安放自我的角落。周李立《去宽窄巷跑步》中的母亲、沈媛媛和小南瓜等三位女性都生活在撕扯和挣扎中，陷入无尽的失败体验和恐慌。丁东亚《云落凡尘》以走进历史的方式写了几位女性的生命进程，勾连出历史变迁中女性徒劳抗争的失败命运。李德南《遍地伤花》中周克和顾长风两个“80后”青年的内心空虚、妥协忍耐和自我迷失，也是失败者形象的再现。蔡东《净尘山》中的张倩女因忙于工作忽视身体而暴肥，只得拼命减肥，但她仍成为母亲的拖累，遭到父亲嫌弃。此外，甫跃辉《动物园》中的顾零洲、张敦《让父亲飞起来》中的寒门子弟“我”、胡迁《大裂》中的大学生们、林森《小镇》中的潘家兄弟、陈再见《六歌》中的罗乙等、班宇《冬泳》中的“我”、郑执《生吞》中的秦理、双雪涛《光明堂》中的“我”和柳丁等，无不是生活的弱者和失败者。无疑，这些“失败者”们是时代的渺小尘埃，但也是历史的“传奇”。他们出身卑微、穷困潦倒，却又性情乖张、耽于幻想，在现实困境中自我放逐却又不断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新体认。由此可见，“80后”小说家确实走出了绝对的“小我”，主动投身于历史语境和社会关系，增强了个体言说的历史维度感，探寻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存的痛感。

总的来说，历史意识本就是人之本能所在，但也不存在传统历史主义认知范畴的普遍法则。然而，我们需要承认，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历史深度的建立却又烙印着每一代人的意愿和边界的代际经验。在张清华看来，每一代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公共记忆和代际经验，也总会找到抵达历史的通道。但作家们通往历史深度的代际经验存在明显差异，如“50后”作家的“大历史在他们的经验构成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而“60后”作家“更注重个人价值，更接近于存在主义的世界观”。相比之下，“70 后”作家“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主题、故事和话语空间”，所以“书写更为琐屑和渺小的个人经验”。对于“80后”来说，他们基本没有历史包袱，成长过程完全进入了商品年代。[38]显然，也正因无历史包袱，“80后”小说家在商品年代中出场，同时又在其中经历分化和转型，走出了从书写青春到探问历史的探索之旅，提供了从个人经验出发展开一代人历史的代际经验。与此同时，他们并未一味沿袭新历史主义的“非英雄化”写作，而是更注重捕捉历史细节和时代讯息，深描平凡人物的世俗化生活，凸显了个性化的历史叙事路径。

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不同代际的作家在对文学传统的赓续与革新中继续向着历史开掘和现实探问，从地方向世界传递着历史隐秘和时代信息。可以见到，贾平凹《消息》《河山传》、王安忆《儿女风云录》、阎连科《中原》、叶兆言《璩家花园》、苏童《好天气》、余华《文城》、胡学文《有生》等，显出“50后”“60后”作家为历史和时代立传的强大艺术构型能力。徐则臣《北上》、鲁敏《金色河流》、乔叶《宝水》、常芳《河图》、房伟《石头城》等“70后”作家作品延续了注重生活史与心灵史的传统，展现“‘反省的历史’而非‘原始的历史’”[39]。而“90后”作家的作品，如周恺《苔》、李唐《上京》、索耳《伐木之夜》、尚启元《芙蓉街》等试图将历史、社会变革与生活秩序相关联，但在整体上仍表现出“脱历史”一代人的成长经验。如今，“80后”小说家在历史叙事上已经体现出回到自身对一代人进行自我正名的自觉，但面向未来的“80后”小说家应当如何重新从当下出发、向着历史进军，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下，历史仍是敞开的，仍在面向未来发展。因此，“80后”小说家既有“对标”前辈作家历史叙事的可能性，又有与“70后”“90后”作家乃至“80后”同代人的历史叙事形成互证的必然性。值得期待的是，从当下进入过往，从过往面向未来，“80后”小说家有能力建构更具深度的历史叙事美学，也能产生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标示性的经典作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文学大系整理、编纂与研究（1900—2020）”（项目编号：22&ZD27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文学小城镇叙事研究”（项目编号：20CZW04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37]张颐武：《“80后”：寻找超越平庸的空间》，《黄河文学》2007年第12期。

[2]参见陈晓明：《建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文史哲》2021年第5期。

[3]张贺楠：《建构一种立体历史的努力——论新世纪十年历史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6期。

[4]张丽军：《当代中国故事的书写与审美主体的确立——中国“70 后”作家长篇小说新论》，《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5]别人：《生于80年代：一项群体社会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11期。

[6]杨庆祥：《80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26页。

[7]郭敬明：《与魔鬼之子共舞（自序）》，《爱与痛的边缘》，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4—5页。

[8]郭敬明：《小时代1.0折纸时代》（修订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9]陈平、张怡微：《张怡微：我的写作很本能》，陈平：《80后作家访谈录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62页。

[10]陈平、金瑞峰：《金瑞峰：通过写作可以更好地走近自己》，陈平编：《八〇后作家访谈录》，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11]张悦然、罗皓菱：《我们早慧而晚熟 出发虽迟终会抵达》，《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22日。

[12][13]走走、郑小驴：《郑小驴：在啃光的桃核上再用力咬一口》，走走：《非写不可：20小说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75页、173页。

[14]走走、双雪涛：《双雪涛：写小说的人，不能放过那道稍纵即逝的光芒》，走走：《非写不可：20小说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32页。

[15][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6]陈晓明：《绪论：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三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2页。

[17]李德南：《从去历史化、非历史化到重新历史化——新世纪小说叙事的实践与想象》，《新文学评论》2012年第4辑。

[18]高玉：《光焰与迷失：“80后”小说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

[19]黄平：《“大时代”与“小时代”——韩寒、郭敬明与“80后”写作》，《南方文坛》2011年第3期。

[20]陈平、刘卫东：《刘卫东：写作与你在一块土地上播种》，陈平编：《八〇后作家访谈录》，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21]郭艳：《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写作与代际考察》，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22]马金莲：《时间缝隙里的碎碎念（代后记）》，《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23]陈平、肖水：《肖水：文和字都是一个人精神世界的窗口》，陈平编：《八〇后作家访谈录》，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

[24][德]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德]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67页。

[25]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页。

[26]沈杰：《世代理论视域中“80后”在巨变时代的自我确证》，《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27]参见[德]埃里希·奥尔：《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81页。

[28]项静：《共同的人世生活》，《青年作家》2016年第10期。

[29]郑小驴、张勐：《“80后这代人总会有些主题没办法回避”》，《名作欣赏》2013年第10期。

[30]陈培浩：《从青春自伤到历史自救——谈李晁小说，兼及“80后”作家青年想象的蜕变》，《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31]张悦然、双雪涛：《时间走廊里的鞋子》，“收获杂志”微信公众号，2015年3月2日。

[32]走走、张悦然：《张悦然：那些卑微人物被一束光照亮，生命抵达更深邃的层面，这些也许才是重要的》，走走：《非写不可：20小说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38页。

[33][34][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94页。

[35]陈崇正、陈培浩：《时代与历史 魔幻与虚无——关于小说如何可能对话》，《创作与评论》2016年第16期。

[36]汤天勇、毕亮：《毕亮做一个有“负担”的作家——八〇后作家访谈录之七》，《芳草》2018年第1期。

[38]张清华：《如何构建历史与无意识两种深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3期。

[39]刘文祥：《论“70后”作家的历史叙事及历史感》，《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

《新世纪文学的文化镜像》

陈进武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6年第1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王蒙

王 蒙 温奉桥 | ·政治 ·文学——王蒙先生访谈录

王 干 | 王蒙的两次

郭洪雷 | “蝶变”：书籍、音乐及其他——王蒙小说艺术侧论

“新大众文艺”研究

刘 琼|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三个关键词

何言宏| 新大众诗歌的基本主题

李 玮| 从“组织动员”到“有机融合”——“新大众文艺”的传承创新和理论启示

姚苏平| 主体重塑、媒介演进与美学新构——论儿童文学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布莉莉| 新叙事艺术的崛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脱口秀

文学史新视野

程光炜| 《王林日记》中的孙犁

郑纳新| 《创业史》与柳青心志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晏杰雄| 按照自己内心的写作与生活——“90后”长篇小说简论

陈进武| 论“80后”小说家的历史意识及历史叙事

李 强| 何谓“70后写作”？——对当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尝试

文学现场

钱理群 李 静| AI时代，人向何处去？——在“理想家”年会上的主题对谈

网络文学研究

房 伟| 坚守、扩容与共识的再生——论中国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倪湛舸著 潘静文译| 重构道教炼丹术、去殖民化超人类主义：21世纪中国修真奇幻文学

青年学者奖

郭诗亮| 《散文小品选（1956）》与1950年代小品文的文体观念——兼论新中国文学主体性建构

作家作品论

申霞艳| 文具史笔，史蕴文心——从《璩家花园》谈叶兆言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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