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文学史与文学批评（文学现状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两大方向。[1] “历史化”通常被视为文学史研究范畴，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理论视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打通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壁垒，有学者强调文学批评的研究性，还有学者基于个案探讨“批评史如何制造文学史”[2]。这些研究打开了文学批评历史化的视野，但也提出了一些深层问题：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是否只能以“入史”为出发点？在具体操作层面，文学批评的历史化究竟应该从何处着力，有哪些坐标和方可作参照？要回答这些问题，需结合当代文学批评的特征，找到代表性概念，探究其生成机制、内涵和历史限度，进而探讨当代文学批评的未来。近三十年来，批评家们制造了许多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且应用广泛的，当属“70后写作”。追问何谓“70后写作”，并将此概念历史化，或许可以为当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提供方启示。

一、批评概念的“敞开”：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进路

“历史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但不同学者理解的“历史化”进路存在差异。陈培浩认为当前的当代文学历史化，大体上有“敞开问题”（以洪子诚为代表）和“稳定历史”（以吴秀明为代表）两种进路，“真正的‘历史化’其实是这两者不断的交互。凝固的历史叙述需要问题为本的‘历史化’去打破，而敞开后的问题则召唤着新的‘历史稳定’”[3]。这两种进路关系密切，此视角可以为思考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提供启发。

“稳定历史”的历史化进路，更强调文学批评在作品“入史”方面的作用。吴秀明认为，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作用具体包括新人新作的“初选”和“经典作家作品”的“重评”两种路向。其中，“初选”主要是“借助于不无残酷的文学史‘压抑机制’，对海量存在的新人新作进行筛选”，这是历史化的“第一道环节”；“经典作家作品重评”是在“初选”的基础上，对经过当时审美感知初选的作家作品所作的重新审查，或是对批评的批评，这是历史化的“第二道环节”。吴秀明所说的两种路向，可视为历史化的“两步走”，其最终目标是“入史”：“经由反复不断的筛选，沙里淘金地将相对客观的作家作品，沉淀为共识性表述而使之进入文学史。”以“入史”为目标，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便有了具体方向。但“入史”需要时间距离，需要“沉淀”，便只能将较近的时段和研究对象排除在外。在对当代文学批评进行历史化时，“新世纪以降的这二十多年，为了沉淀与稳定的需要，暂不列入在内”。[4]这是一种常见的处理方式，但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的“新世纪文学”，已经显示了其历史特质，相关讨论也展开多年，并不能简单地以“当前文学”视之。

作家作品、思潮现象“入史”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只是批评的标准相对传统，所引用的理论资源相对古老。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中辨析了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差异，也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任何文学史都不会没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都要做某种分析和评价的工作。文学史家否认批评的重要性，而他们本身却是不自觉的批评家，并且往往是引证式的批评家，只接受传统的标准和评价。”那些期待历史沉淀，等待“时间的评判”的观点也存在问题：“殊不知时间的评判不过也是其他批评家和读者——包括其他教授——的评判而已。主张文学史家不必懂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这个道理很简单：每一件艺术品现在都存在着，可供我们直接观察，而且每一件作品本身即解答了某些艺术上的问题，不论这些作品是昨天写成的还是1000年前写成的。如果不是始终借助于批评原理，便不可能分析文学作品，探索作品的特色。”[5]

《文学理论》

[美]勒内·韦勒克

[美]奥斯丁·沃伦

刘象愚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依靠文学史叙述和经典评选，学院派可以推进批评概念的“入史”，但在学术生产体系下，“入史”以及相关的史料整理工作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叶立文提醒说：“当代文学批评正在从一种认识世界的艺术手段，逐步趋同于以累积和创造知识为目标的学术研究。而这种批评的历史化倾向，业已制造了不少‘伪历史主义’的批评文本。”[6]陈国和认为，知识批评、“周边”批评与史料批评都是文学批评历史化的方法和路径，并非其目的。“批评主体需增强历史意识，凸显立足文本、面向未来的现实感，具备主动介入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和素质，目的在于提升文学批评的当代性。”[7]这些讨论都凸显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特性，也揭示了当代文学历史化路径的复杂性。

在“稳定历史”之外，“敞开问题”这一当代文学历史化进路，对文学批评的历史化同样必要。甚至，从当代文学的特质考虑，“敞开”的重要性应该大于“入史”。文学批评是一种实践活动，人们日常所说的“文学批评”，往往也指文学批评的产物——批评文章。批评实践本身是动态的，当它“入史”时，指向的应该是“文学批评史”，而非“文学史”。常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中，批评活动往往被视为背景，甚至被透明化。当代文学史著述者往往直接搬运文学批评实践制造出的概念，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8]文学批评实践中形成的概念，是把握文学发展踪迹的窗口，也是建构当代文学史的重要参照，应该成为文学批评历史化的基本立足点。“历史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还包括对这些批评概念的生成语境、历史内涵的审视，对这些概念的历史潜能的发掘。

“70后写作”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常识概念，它往往与“70后文学”“70后小说”等概念混用。这些概念指向的文学作品，大多是出生于1970年代的作者在文学期刊、出版社等阵地发表的作品（以小说为主）。为了表述方便，本文选取使用频率高且覆盖范围最广的“70后写作”来指称这一研究对象。[9]这一概念是由批评家、编辑策划出来的。“70后”的文学创作实践仍在发展，其可能性与限度都已呈现。对于“70后写作”的历史化，就不是简单的“入史”，而是将这一批评概念重新问题化，揭示其概念运作机制，思考其历史情境与生成背景，进而展望其未来。

二、策划式批评与“70后写作”概念的常识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市场化转型。具体来说，是“从计划经济下的意识形态生产的一部分转向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消费性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同时保留着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某种行业垄断性的保护”[10]。在此背景下，文学期刊和出版社需要更加注重市场效益。为了吸引读者，文学编辑们往往会和批评家合作制造新话题，策划新概念。[11]这些文学批评可以称为“策划式批评”。

《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

邵燕君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代际”在当时是重要的“策划点”：“对于文学出版来说，抓住代际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就可以确立每一代读者的‘代言人’，准确定位目标读者，实现文学创作和市场接受的有效对接。”[12]起初，内文学期刊编辑策划出的代际文学概念是“1960年代出生作者”[13]，但这一概念并未传播开来，究其原因，是“60后”本身的复杂性。吴俊早在1999年就指出，“六十年代”实际上出生了“两代作家”，以“文化大”为分界点，可以分为“六十年代前期”和“六十年代中后期”。“新生代”作家主要是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代。[14]黄发有认为：“用‘60后’概念来囊括所有60年代出生的作家，首先要对‘先锋作家’和‘新生代作家’等先入为主的概念进行清理。将余华、苏童、格非、北村等‘先锋作家’和韩东、朱文、李冯、陈染、邱华栋等‘新生代作家’混为一谈，难免牵强附会。尤为关键的是，当这些作家的创作个性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时，追求趋同效应的媒体策划因其反应滞后，就很难后发制人。”[15]彼时，“70后”并无复杂的“前史”需要处理，更容易被“打包”策划，作为一个整体推向文坛。何平认为，“70后”作家在二十世纪末的集体出场，和传统文学期刊改造同时发生。他更看重《芙蓉》杂志“重塑70后”的反抗，“在讨论70后和传媒关系时，应充分评估‘《芙蓉》系’70后作家的意义和价值”[16]。这一发现颇有启发性，提示人们注意“70后写作”内部的复杂性。

但若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芙蓉》系”的根基不在文学期刊，而在民间的文学社团之中。在《芙蓉》上主张“重塑70后”的“李安”是一个化名，他是民间的黑蓝文学社创始人陈卫。[17]后来主持《芙蓉》杂志“重塑七十年代以后”专栏的，是“他们”文学社创始人韩东。也就是说，所谓“《芙蓉》系”，实际上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学期刊的民间文学社团。对这些文学社团成员而言，强调边缘性，反叛文学成规（或表演“反叛”），是极其自然的，这些也恰好给改制中的文学期刊提供了新的“策划点”。

陈卫的身份，还关系到对“70后写作”概念起源的辨析。目前，多数研究者将这一概念追溯到《小说界》杂志1996年第3期开设的“七十年代以后”专栏。[18]少数研究者注意到，最早明确提出“70后写作”概念的，是1996年2月的民间刊物《黑蓝》杂志。[19]将“70后写作”概念的起源追溯到《小说界》而非《黑蓝》，表面看来是史实考证上的差异[20]，实际是因为研究视野的局限——研究者将“70后写作”的历史考察范围限定在了文学内的文学期刊、出版社等渠道的作品中。要将“70后写作”这一概念历史化，就需要突破视野限定，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观察究竟是谁制造了“70后写作”这一概念，辨析人们谈论的是哪种“70后”的写作。

《黑蓝》创刊号封面

早在2004年，李虹就在文学批评视野下观察“70后写作”（“70年代人”）问题，认为围绕“70后写作”的各种争论是一场话语争夺战。“学院批评始终处于‘媒体批评’的围裹与冲撞之中。”[21]李虹将《黑蓝》杂志创办人与文学期刊编辑视为同一阵线的批评者，认为他们都在反对出版社、书商联合炒作出来的“70后美女文学”概念。李虹的判断主要来自世纪之交的批评现场，对“70后写作”这一批评概念的考察，未能拓展到此前的文学史语境中。

“《黑蓝》文学群体”所代表的民间文学群体，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民间的文学群体一般都会提出新的文学主张，策划新的概念。“70后写作”便是陈卫策划的文学概念。在《黑蓝》创刊号付印之前，陈卫“考虑到能使《黑蓝》更好地得以流传，最好再提出一个什么态度或者派别”，以“更好地吸引读者的阅读”，于是他“便决定给《黑蓝》穿上一件外衣：1970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者（简称‘70后’）的聚集地”。[22]

“70后写作”概念虽有内外两个起源，但策划逻辑却极为相似：内的文学期刊编辑们“感到老是发表那些虽有名气但水平不怎么样的作家的作品实在没有多大兴趣”，希望“借此发现一批新作者”[23]，他们认为“70年代人”是“被遮蔽的一代”，被前面几代人“合伙压制”[24]；外的“《黑蓝》文学群体”亦认为自己受到各种束缚，“只能孤身一人面陷黑暗”[25]。可以说，“70后写作”概念起源处的合法性，是由“压抑-反抗”叙事支撑起来的。时至今日，这一叙事仍被“70后写作”的研究者所征引、强化。

若深入历史现场就会发现，这个“压抑-反抗”叙事的基础是可疑的。在“70后写作”概念被提出的1996年，“70后”的年龄是17-26岁。他们在文学期刊亮相时[26]，大多数人还处于文学生涯的起步阶段，其作品水准大多也不足以引起文坛重视。此时的当代文学虽处于变革之中，但这种变革并非“五四”新文学开拓期那样的剧变，不足以让年轻人以“开路先锋”的身份迅速崭露头角。[27]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代际情形较为复杂：“50后”的莫言、王安忆、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还在打磨作品，准备冲上自己的“巅峰”；“60后”的余华、苏童、格非等在“先锋文学”的余晖中探索新路，迟子建、李洱等正在崛起，毕飞宇、麦家等尚在沉潜。“70后”此时尚处于“学徒期”，《小说界》1996年第3期首次推出“70后”的两篇作品（胡昉的《全部的爱》、弥红的《红闲碧静》）时，均在作者简介里点明了是作者的小说处女作。连“70后写作”概念的策划者之一、时任《小说界》杂志副主编的魏心宏也承认，“从目前他们写的作品来看，还远远没有反映出他们这代人思想的深度以及广度，以及对艺术的理解”[28]。此时就声称“70后”作家们“被压抑”“被遮蔽”，为他们鸣不平，很难说是出于对他们现实处境的判断，倒更像是在给他们造势。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70后”作家们不是“被遮蔽”，而是借媒造之势被提前看见。

进入21世纪，“70后”学者和批评家也在崛起，促进了“70后写作”的研究。张莉、曹霞等“70后”批评家进行了“70后”作家的访谈与作品梳理，大量“70后”批评家阐释“70后”作家的作品。文学期刊和学术杂志策划“70后写作”的创作和研究专栏，使“70后写作”这一概念在文学批评场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此过程中，“70后写作”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日渐稳定，成为一种常识，由此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70后写作”的起源被掩盖。似乎有了“70后”，便有了“70后写作”；另一方面，“70后写作”的形态被简化。“70后写作”等同于文学内的“70后”作者的“纯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当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就是“去常识化”，让这些批评概念敞开，重审其形态和可能性。

三、媒介变革与“70后写作”形态的丰富性

在文学编辑和批评家们的策划下，“70后写作”这一概念横空出世，同时也重构了“50后写作”“60后写作”的概念，制造了“代际压制”的“遮蔽论”叙事。进入21世纪之后，书商们策划推出“80后文学”，借“青春写作”之风席卷文学市场，正值上升期的“70后”们发现自己成了失落的“老一代”，被年老的“50后”“60后”和年轻的“80后”夹击。至此，“遮蔽”“夹缝”才真正成为现实，并在此后得到强化。

事实上，不管是20世纪90年代，还是当下，真正“被遮蔽”“被夹击”的并非“70后写作”，而是与国家文学深度捆绑的“纯文学”。在市场化浪潮下，“纯文学”成为小众化的艺术追求。“纯文学”写作者将提供稳定发表渠道和稿酬收益的文学期刊、出版社作为“避难所”。[29]有部分作者寻求文学市场的支持，与出版社、书商合作推出迎合大众需要的作品，策划了诸如“70后美女文学”之类的概念，这种过度商业化的“策划”，吸引了部分读者，但也招来不少批评[30]，只能作罢。当文学的发表路径只有寥寥几家文学期刊、出版社时，作者们对发表资源的争夺就会日趋激烈。久而久之，年轻作者和评论者就会产生一种感觉：是老人（“50后”“60后”）的存在，遮蔽、阻碍了新一代人（“70后”）。事实上，“被遮蔽”是内的“纯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普遍境遇，只是这种境遇在文学新人“70后”身上有更鲜明的体现，更容易被策划为“反抗压抑”的话题。长期以来，“70后写作”研究者们仍相信“遮蔽论”“夹缝论”，与其说是对“70后写作”现实境遇的体认，不如说是对内的“纯文学”历史命运的忧虑。

“70后写作”的概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创作群体的“70后”的壮大是在新世纪。关于21世纪文坛，白烨曾提出过“三分天下”的判断，即以文学期刊为主导的传统型文学、以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市场化文学（或大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或网络文学）。[31]王晓明则提出了“六分天下”的观点：在网络上，有第一代网络文学、资本主导的“盛大文学”和活跃的“博客文学”；在纸质出版中，有以《收获》《人民文学》为首的“严肃文学”、以郭敬明《最小说》为代表的“新资本主义文学”和以韩寒《独唱团》为代表的“第三方向”的文学。[32]不管将文学版图“三分”还是“六分”，都为思考“70后写作”提供了一个基本视野：“70后写作”是在整个文学版图变动过程中兴起的，其形态丰富驳杂，而非某一种文学生产机制可以涵括或某一个群体可以代表。

当前批评界将“70后写作”的讨论对象，限定在了“纯文学”（即白烨所说的“传统型文学”、王晓明所说的“严肃文学”）中，这只是21世纪文学版图中的“三分之一”或“六分之一”。21世纪文学格局发生变动的最重要因素，是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以较低的成本推动了文学的大规模生产、交流与传播。在文学制度转型和媒介变革的复杂历史背景下，怀抱不同文学趣味的“70后”们进入网络空间，大致创造了两类形态。

第一类是从民间的文学社团转移到网上的“纯文学”团体，其中的代表有黑蓝文学网、小说之家、新小说论坛等。黑蓝文学网（2001）由陈卫等人建立，他们在黑蓝文学网上展示作品，在黑蓝论坛上交流文学相关话题，将优秀的作品结集为电子刊物。黑蓝文学宣称追求“艺术本体小说”，“呼唤并凝聚对材料、形式、叙事、语言、视角等诸元素进行质疑反思和创造的写作者及其创作的‘艺术小说’”。[33]这种先锋文学姿态，经由网络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感召了更多的先锋文学爱好者。

众多网络“纯文学”爱好者群体里，后来在文学内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小说之家”和新小说论坛上的作者。“小说之家”的创办者吴晨骏，曾参编民间刊物《他们》，小说之家论坛在精神气质上与《他们》有深刻关联，活跃者有马兰、赵磊、杜撰、雷立刚、陈希我、玉骨等。《今天》杂志2002年秋季号曾推出“小说之家青年小说家专辑”，介绍他们的创作。新小说论坛由黄立宇创立于2001年，除了鬼子、艾伟、陈希我等少量“50后”“60后”，活跃成员主要是徐则臣、盛可以、曹寇、李修文、张楚、朱山坡、田耳等“70后”。他们在新小说论坛上交流文学，定期在聊天室讨论新作。新小说论坛只存在了三年，但上面的相关文学讨论水准较高。《收获》等著名文学杂志的编辑也会在该论坛上发掘作品。[34]后来，新小说论坛上的这批“70后”作家进入了传统文学，在2007年前后崛起成为文坛的重要力量。贺绍俊将这次“崛起”称为“‘70年代出生人’的第二次文学崛起”，新小说论坛上走出来的“70后”与1996——2000年间文学期刊策划推出的“70后”在美学趣味上相近，但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并未被热闹的“策划式批评”所影响，而是沉潜下来，在多年探索后结出硕果。贺绍俊认为，“从文学资源上说，第二次崛起所依赖的则是最初孕育在‘70年代出生人’内心的乡村文学精神”，这让他们“要在一个缺乏传统语境和传统欣赏者的环境下演奏乡村文学精神的牧歌”。[35]贺绍俊的论断是基于2008年时的“70后”作品得出的，若将视野拉长，不难发现这批“70后”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所吸收的资源不仅包括乡村文学，还有大量的西方文学尤其是城市文学的资源。在文学期刊仍被“50后”“60后”的乡村文学占据时，互联网提供了交流、分享城市文学资源的渠道。这使得他们的创作，“更注重小城镇的个人成长经历和边缘化的日常生活经验，呈现与八十年代文学标本完全不同的非主流的面貌”[36]。通过网络渠道，“70后”们也不断更新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这是一个自我修正、自我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懂了自己，懂了别人，也懂了小说”[37]。网络对“70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并非现有的“70后写作”概念所能涵括。

网络空间的第二类“70后写作”，是网络类型小说。“网络70后作家开创了网络类型小说的新天地，几乎每个门类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38]“70后”作者们依靠VIP在线付费阅读制度，源源不断地生产类型故事，最终使类型小说占据了“网络文学”的主流。网络类型小说大多是模式化创作，后来者会迅速掌握前人的“套路”，连载速度更快。如此一来，网络类型小说作者的代际更迭也是极快的，“70后”日益老去，“80后”“90后”“00后”们蜂拥而起，成为创作主力。在文化工业体系中，作品和作家的迭代很快，可以预料的是，随着更多新人的成长，“70后”网络类型小说作者会渐渐退出这个竞技台。

《从传承到重塑》

马季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总体来看，“70后”作者们各据一方，创作形态各异。但在思想内涵方面，他们仍有相通之处。“70后”的“纯文学”作品较为精致，擅长用相对微妙、细腻的方式书写现代体验。网络类型小说则更注重故事性，其“逆袭”“升级”等核心模式，也是对现代生存体验的一种直观化、数值化的呈现。“70后写作”的研究者应该打破批评视野的分割，将“纯文学”与网络类型小说结合起来考察，把握不同文学形态背后相似的经验，探讨多样化的“70后写作”的总体性特征。

四、文学批评概念的文化政治及其未来

作为“策划式批评”的产物，“70后写作”概念的历史价值在于其对新的文学形态的召唤。20世纪90年代，“70后写作”概念的提出者对“70后”这群人寄予厚望，他们“渴望以写作造就惊心动魄的精神”[39]，一些编辑也坚信“这一代人当中，一定会而且已经产生出很好的作家”[40]。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需要与热闹的当下话语保持距离，但当代文学学科的独特价值也在于其鲜活的现场感。在揭示“70后写作”概念起源处的“策划性”之后，也要珍视来自现场的概念创造者们最初的理想热情。概念的内涵或许会调整，但概念提出之时所包含的理想热情是动人的、有生命力的。

《“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上）·纸戒指》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

从当代文学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基于代际、年代等自然时间维度提出的概念，具有方革新的意义。在文学批评领域兴起“70后写作”概念时，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兴起了“80年代文学”的断代史概念，即以年代作为方法。“80年代文学”的研究以“重返八十年代”的形式开启。[41]杨庆祥认为：“‘80年代作为方法’，最终目的不是学科意义上的文学史‘重写’，而是通过重新配置‘80年代文学’这样一个‘认识装置’，调整已经固化的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比如‘纯文学’观念和审美化的批评观念）。”[42]“新时期文学”的内部交织着各种话语，研究者已很难再将它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来看待。以自然化的“80年代文学”（后来的“90年代文学”）取代“新时期文学”概念，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进路。谢俊认为，“重返者们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美学和理论诸概念指认为意识形态范畴或话语，这意味着对他们来说这一套知识已无法被认作真理”，“在逐步清除掉神话叙事之后，一个杂多而丰富的20世纪80年代历史场景就浮出地表了”。[43]

总体来看，文学批评上的代际划分与文学史研究中的断代研究，在意识形态批判策略上具有相似性。究其原因，文学史著述者和文学批评家，尽管在趣味、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处于同一个时代语境，要面对相同的时代命题。文学史常识和文学批评判断，共同反映着当代文学与这个时代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便是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它是在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之间建构起来的认识关系”[44]。

以年代、代际的概念去更新此前的历史理解框架时，只能将研究对象切割为无数个时段（通常是十年为标志）。但是，代际视角只有在总体性视野下才能显示其价值。艾略特认为，对某一代诗人或艺术家的评价，也就是对他们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这种“关系”是会调整、修正的。[45]“70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面对的是“50后”“60后”所确立起来的文学评价标准。李云雷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代际、年龄的因素从未被强调到如今的程度。“文艺界由于缺乏思想的交流、交融与交锋，整体上趋于保守与僵化；形成了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与美学观念，只有符合某些特定美学观念的创作才能为文学界所接纳，很难出现有创造性的‘新人’；作家逐渐失去了一种开阔的历史与思想视野，也失去了发现新经验、创造新美学的动力，很难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思想艺术观。”[46]如果研究者急于将“70后写作”入史，很可能是依据旧标准来评判“70后”的创作成果，无疑会简化这些作品的内涵，使“代际”失去对话性和穿透力。

近年来，文学批评概念的“策划点”，已经从代际转向了地域。承接“70后写作”“80后写作”等概念的，不是“90后写作”“00后写作”，而是“新东北写作”“新南方写作”等概念。这些“新”字头的地域性批评概念的创造主力，是“80后”批评家。“80后”这个词很早与“青春文学”捆绑在一起。多年来，“80后”批评家反复提醒人们，在“青春文学”之外有“另一种80后文学”，但毕竟“人微言轻”。待他们成为文学批评的骨干力量，就从策略上改变基于代际的批评方式了。此时的文化风向标，是保护传统文化，突出地方特色，这使得“新地域文学”的提出具有合法性，也更容易获得经费支持（这些批评概念的“首发阵地”，多是各地方文联、作协下辖的文学刊物和学术期刊）。从批评的理论资源看，中国理论批评界熟悉西方理论的“空间转向”，正要将空间理论、文学地理学等理论本土化。具体操作方面，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西方文学批评，许多都是基于差异性的文化政治展开的，它们提供了从地域、性别、阶层等差异性角度进行文本细读的示范。

从“70后写作”到“新XX写作”，文学批评概念的生产视点从时间转向了空间，但它们仍是策划式批评的产物。目前策划者所划定的“新东北”“新南方”写作群体，以“纯文学”作家为主。即便是在互联网空间成长起来的新锐作者，也要在文学期刊亮相，经由学院派批评家的“认证”，才能成为被看见的文学力量。可以说，当前这套文学批评概念的生成与传播逻辑，相较于“70后写作”概念诞生时，并无根本改变。正因为如此，新的批评概念容易走向封闭。金理认为：“地方性写作不应该成为新一轮的话语圈地运动，如果将其敞开为一个建构的过程，那么更进一步，不应只是立足边缘反叛中心，或‘压抑者复归’，而是应当从整体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结构与分配秩序。”[47]这一观点富有穿透力，因为当前这些批评概念中的“边缘反叛中心”“反抗压抑”之类的叙事，在“70后写作”概念被策划时，便被大张旗鼓地用过了。归根到底，是整个当代文学“宰制性的格局、结构和分配秩序”并未发生根本变革。

“话语圈地运动”之“圈”，是动词，但从文学批评概念生产的角度看，“圈”也是名词，它指向联系紧密的“批评圈”与“文学圈”。何平在讨论“文学出圈”热潮时曾反思说：“这个文学圈，说穿了，不过是以传统文学期刊为中心的严肃文学——有时也替换为精英文学或者纯文学、雅文学的文学‘朋友圈’。在很长时间里，这个文学朋友圈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传统和谱系，有着自己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机制，它是自足的、自洽的，甚至是排他的。简单地说，就是圈子里的文学事业。除了非文学因素的强力干预，我们可以在圈子里制造我们想象的文学，也制造我们的文学趣味。”[48]将金理与何平的论断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先有稳定与封闭的“圈子”，才形成了表面花样翻新但内部重复运动的“圈地”。

对“圈子”的反思是必要的，要突破“圈子”视野却并非易事。当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应该为突破这种“圈子”视野提供可能性。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历程看，“70后写作”这一批评概念诞生时，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正在发生转型。陈晓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理论批评处于规范体系和主导理论解体的趋势中。“主导理论与规范体系的终结势不可挡，以个体敏感性为本位建立起来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虽然不再有统摄一切的‘原理’作为真理性的依据，但其阐释空间和包蕴的可能性确实更为宽广。这样一种变迁，放到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语境中，放到西方现代理论与批评建构起来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我们是把它描述为分崩离析、杂乱无章的文化溃败，还是视之为蕴含着现代之初的创造活力的文化景观呢？如果看到现代之初浪漫主义文化涌动的那种活力，今天的这种多元文化情境，是否可以理解为现代以来被压抑的浪漫主义文化的重新回归呢？”[49]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

陈晓明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不管是代际差异还是区域差异，从“差异性”出发制造文学批评概念，都有其现实依据。重要的不是评判这些批评概念的策划水准或瓦解策划式批评，而是理解这些概念策划背后的文化政治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市场、媒介等力量的持续作用下，当代文学格局的分化不可避免，但分化格局下的个体敏感性和审美差异性，并不必然导致和对立，而是带来了流动、连通的可能性。文学批评的重要功能是价值判断和文化引领，借助浪漫主义文化坐标回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能清晰地感受到批评家们在建构批评概念时的情怀与梦想——寻找一种总体性的价值标准，提示一个未来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70后写作”等批评概念，与其说是在描述文学场内发生的事实，不如说是在召唤新的文学经验，鼓励人们去探索具有未来性的艺术。对这些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要以尊重差异性为基础，突破文学制度、文化观念的，在新的文学共同体视野下，认识那些批评概念背后丰富、鲜活的文学实践，促其彻底“敞开”，才能有效“入史”。

注释

[1]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页。

[2]相关论文包括李心怡《文学批评入史之沉浮及其新路径——以199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著为中心的考察》（《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毕光明《加强文学批评的研究性》（《文艺报》2022年3月30日）、叶立文《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陈国和《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当代性》（《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方岩《批评史如何生产文学史——以“新时期文学十年”会议和期刊专栏为例》（《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

[3]陈培浩：《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研究的经验与反思》，《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4]吴秀明：《“初选”与“重评”：当代文学批评的两种路向——兼谈批评的“历史化”问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5][美]勒内·韦勒克、[美]奥斯丁·沃伦：《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1、32页。

[6]叶立文：《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问题》，《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

[7]陈国和：《文学批评的历史化与当代性》，《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2期。

[8]方维规：《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历史的概念向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532页。

[9]截至2025年8月26日，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70后写作”为主题搜索，有397条结果；以“70后文学”为主题搜索，有8结果；以“70后作家”为主题搜索，有186条结果。按传统的体裁分类，以“70后小说”为主题搜索，有530条结果；以“70后诗歌”为主题搜索，有109条结果；以“70后散文”为主题搜索，只有20条结果；以“70后戏剧”为主题搜索，只有7条结果。

[10]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1]相关讨论参见张春《新世纪文学生产：出版策划与传媒风尚》（《当代文坛》2018年第2期）、刘文辉《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策划性》（《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

[12]张春：《文学出版中的“概念”策划》，《现代出版》2016年第2期。

[13]1987年，《青年文学》杂志的编辑李师东将毕飞宇、韩东、刘继明、邱华栋等作家命名为“新生代作家”，后来他发现“新生代”中的许多人都出生于1960年代，便提出了“1960年代出生作者”的说法。1994年1月，李师东召集举办了“60年代出生作家群”研讨会，在《青年文学》1994年第3期开辟“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专栏。这一概念也在1990年代引起了反响。参见李师东《“六十年代作家群”诞生始末》（收入胡野秋：《六零派：文学对话录》，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84—209页）、《为什么要提出“60年代出生作家群”》（《长江丛刊》2019年7月上旬刊）。

[14]吴俊：《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关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分析》，《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3期。

[15]黄发有：《文学与年龄：从“60后”到“90后”》，《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

[16]何平：《新世纪传媒和70后作家的成长》，《批评的返场》，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

[17][30]参见邵燕君：《“美女文学”现象研究：从“70后”到“80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10—14页。

[18]例如张欣：《“70后”作家的代际特征与小说创作》（《当代文坛》2017年第2期）、杨博《“70后”作家与文学期刊——“70后”作家文学生产的媒介因素考察》（《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19]例如贺绍俊《“70年代出生”作家两次崛起及其宿命》（《山花》2008年第8期）、张丽军《未完成的审美断裂：中国70后作家群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2期）。

[20]1996年时，《小说界》为双月刊，第3期在5月面世，该刊推出“七十年代以后”专栏的时间晚于当年2月的《黑蓝》杂志。

[21]李虹：《文学批评视野中“70年代人”的小说创作》，《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23][28][40]魏心宏：《为什么叫他们“七十年代以后”（代后记）》，《“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上）·纸戒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394页、394页。

[24]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25][39]《〈黑蓝〉文学发刊词》，《黑蓝》1996年创刊号。

[26]“70后”在文学期刊上“亮相”的事件包括：《芙蓉》杂志在1997年第1期推出“70年代人”，《山花》杂志于1998年推出“七十年代小说”，《作家》杂志1998年7月推出“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钟山》《上海文学》《花城》《大家》等刊物也发表了“70后”作家的作品。

[27]据统计，81位中国新文学开拓者平均年龄为26.32岁，其中30岁（含30岁）以下的有69位，占开拓者总数的85.2%。参见张国栋：《新文学开拓者年龄论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1年第3期。

[29]参见曾念长：《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11页。

[31]参见白烨：《今日文坛“三分天下”》，《紫光阁》2009年第8期。

[32]参见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年第5期。

[33]黑蓝文学：《关于黑蓝》，http://www.heilan.com/about.htm。

[34]《收获》编辑叶开在新小说论坛发现了曹寇，曹寇的短篇小说《我和赵小兵》很快在《收获》2004年第2期发表。田耳发布在新小说论坛上的短篇小说《衣钵》，后来被《收获》编辑王继军推荐发表在《收获》2005年第3期。参见《西湖》2017年第4期回忆新小说论坛的相关文章：《当年，他们灿若星辰——新小说论坛始末》（黄立宇）、《永远的新小说论坛》（张楚）。

[35]贺绍俊：《“70年代出生”作家两次崛起及其宿命》，《山花》2008年第8期。

[36]黄立宇：《当年，他们灿若星辰——新小说论坛始末》，《西湖》2017年第4期。

[37]张楚：《永远的新小说论坛》，《西湖》2017年第4期。

[38]马季：《网络70后：中国类型文学探索者》，《从传承到重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3页。

[41]相关梳理参见陈林：《“重返八十年代”：语境、方法、问题与可能性》，《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

[42]杨庆祥：《“80年代文学研究”的方意义》，《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43]谢俊：《徐迟的策略：重探八十年代初的美学与现代性问题》，《文艺评论》2017年第9期。

[44]陈晓明：《论文学的“当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6期。

[45][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46]李云雷：《“新文学的终结”及相关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47]金理：《地方性写作的生机与局限》，《“地方性的辩证法”笔谈》，《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2期。

[48]何平：《文学出圈：怎样的一个圈？出了做什么？》，《文艺争鸣》2022年第2期。

[49]陈晓明：《绪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6—37页。

（请上下）

《中国网络文学编年简史》

邵燕君 李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扬子江文学评论

2026年第1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王蒙

王 蒙 温奉桥 | ·政治 ·文学——王蒙先生访谈录

王 干 | 王蒙的两次

郭洪雷 | “蝶变”：书籍、音乐及其他——王蒙小说艺术侧论

“新大众文艺”研究

刘 琼| 关于“新大众文艺”的三个关键词

何言宏| 新大众诗歌的基本主题

李 玮| 从“组织动员”到“有机融合”——“新大众文艺”的传承创新和理论启示

姚苏平| 主体重塑、媒介演进与美学新构——论儿童文学的“新大众文艺”实践

布莉莉| 新叙事艺术的崛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脱口秀

文学史新视野

程光炜| 《王林日记》中的孙犁

郑纳新| 《创业史》与柳青心志

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

晏杰雄| 按照自己内心的写作与生活——“90后”长篇小说简论

陈进武| 论“80后”小说家的历史意识及历史叙事

李 强| 何谓“70后写作”？——对当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历史化尝试

文学现场

钱理群 李 静| AI时代，人向何处去？——在“理想家”年会上的主题对谈

网络文学研究

房 伟| 坚守、扩容与共识的再生——论中国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倪湛舸著 潘静文译| 重构道教炼丹术、去殖民化超人类主义：21世纪中国修真奇幻文学

青年学者奖

郭诗亮| 《散文小品选（1956）》与1950年代小品文的文体观念——兼论新中国文学主体性建构

作家作品论

申霞艳| 文具史笔，史蕴文心——从《璩家花园》谈叶兆言的人文情怀

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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